《The Insult》原諒我說不出中文片名
只是修個水管而已，怎麼會引發全國性的衝突？
黎巴嫩電影 The Insult 說故事的方式與台灣電影《太陽的孩子》有幾分相似。不同的是，《太陽的孩子》以原住民身份出發，落點也精準的落在原住民身上。他始終是個原住民的故事，是個關於回家的故事。
但 The Insult 是回不了家的人的故事。雖是難民，但他們不提鄉愁，因為家鄉不僅遙不可及，還搖搖欲墜。
故事由一個小事件引發的衝突，帶出超越事件本身的兩個族群長期以來的權力不平衡，而隨著故事的展開，涉入的人越來越多，這個小事件有了自己的生命，以所有人過去的傷痕與恐懼為食，壯大成名為正義的怪獸。
電影前半段，你幾乎要以為，它說的是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的故事，他們在不同土地上永無止盡的苦難故事，導演引導我們對於勤勉工作、待人處事有原則難民雅瑟充滿同情。於是我們輕易的站了隊，即使雅瑟打了人，他仍是受害者，即使他動了手，他仍然是個紳士。而另一個男主角東尼也完美的承接了王八蛋這個罵名，歧視、偏激、憤怒、不講理，就連他老婆也不站他那隊。
這部電影最精彩的部分，在於其動態去標籤化的過程 。
從一個基督黨黨員與一個巴勒斯坦難民的故事，巧妙的收尾到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故事。
隨著幾場法庭戲有意無意地揭露出彼此的過往，我們發現每一個撕下來的標籤背後，都還有另一個標籤。
這個解密的過程讓人充滿期待：到最後標籤撕完了，會是什麼呢？
原來巴勒斯坦難民的標籤下，是一個學有專精的工程師；基督黨員的標籤下，是一個丈夫與父親。
在見完總統後，東尼被接連著撕下了兩層標籤：
在不講理的丈夫與父親下，是一個能在總統面前拒絕特權，捍衛公民訴訟權的平等主義分子；在雅瑟的車子壞掉後，他又是個樂於助人的修車士。
一直到這裡，以為這就將是故事的終點。以為故事就要停在，看吧，即使我們有這麼多分歧，人性中仍有美好，只要我們找到放下仇恨的契機，社會依然美好，什麼事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。
然而，真正的故事才正要開始。
正當我們逐漸習慣了精彩的法庭交詰，我們也不知不覺在導演巧妙的圈套下把自己代入了「法官」的角色，玩起了「找出誰是受害者、誰是加害者，然後公平給予裁罰的遊戲」。但是一個夢的碎片落入了拼圖的最後的缺角，故事更大的面貌急速擴散開來。
突如其來的真相與回憶，讓我們撕下第三層標籤，這時候，一個基黨黨員與一個難民的故事第一次從對立面站到了同一邊，我們才恍然大悟：原來這不是加害者與受害者的故事，而是兩個受害者的故事！
雅瑟與東尼都是大屠殺的受害者，都是難民，只是雅瑟的受害故事更悲慘，獲得更多關注，相較之下，東尼的受害者故事在歷史的塵土中顯得微不足道。
但這部電影高貴動人之處就在於他沒有要站在受害者的位置上。
在電影的頭尾，有兩場戲，有著同樣的地點，同樣的人物，同樣的對話，同樣的暴力。
這兩場戲，互為鏡像。也是整部電影真正的療癒與同理。
排水管事件發生不久後，雅瑟到修車廠外，想要跟東尼道歉，但東尼說了一句「真希望夏隆把你們全部殺死」，把雅瑟逼急了，一拳打斷了東尼的肋骨。
第二次，在雅瑟知道東尼也曾遭受屠殺劫難後，自行前往修車廠，我們以為他終於要跟雅瑟道歉了！但雅瑟卻反過來對他冷嘲熱諷，
「說自己是什麼難民，你國家有難，結果你在歐洲過得爽歪歪！」
而最後一個標籤，就在最後東尼也被逼急了，忍不住一拳打在雅瑟的肋骨上時，被完全撕下來。
因為他們終於理解了我們都是人，這是我們的「本性」。苦難並不專屬於任何族群。
那一瞬間，我感覺到了你的痛苦。那些我們不需要承受的痛苦。可是我們是如此的無能為力，因為痛苦是如此的隨機，我們只是因為誕生在那裡，就被迫承受屠殺的苦難。我跟你一樣渺小... ...
那一瞬間，那一拳，更像是一個擁抱。這個擁抱裡沒有誰欠誰的道歉，沒有誰更正義，只有深深的理解。
這當然是一部黎巴嫩電影，這當然是一部轉型正義的電影，但它不是又一部中東好慘好多戰爭好可憐的故事，也不是有一部宏觀敘事的大歷史故事。更重要的是，這是一部人的電影。
無法癒合的集體創傷不會只屬於黎巴嫩人或巴勒斯坦人，也不會只屬於台灣人。
與2007年的伊朗電影《茉莉人生》一樣，本片導演 Ziad Doueiri 也是離開黎巴嫩到美國後，從一個較遠的地方回來講家鄉的故事，站得遠一點，看得更清明。他以一個更觸碰人性底層的視角來說一個非常在地的故事。這是少見的走出黎巴嫩的商業電影，電影中多處採用了大眾片常用手法來說故事，但又保留了黎巴嫩原汁特色，非常有效非常討喜。而以大量的法庭戲推動劇情不僅不無聊，還是電影的諸多亮點之處！
如此沉重的議題也因流暢通俗的線性敘事獲得奧斯卡的青睞，入圍外語片提名。但這並不是第一部黎巴嫩議題獲得奧斯卡外語片提名。
片中不斷提及的「真希望夏隆把你們全部殺死」的背景脈絡，除了以色列巴勒斯坦長期以來的紛爭外，更可能指的是 1982 年第五次中東戰爭（黎巴嫩戰爭）中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事件。而 2008 年，就有一部以色列電影《與巴席爾跳華爾滋》，以動畫片講述一個從戰爭回來患得 PDST 的以色列士兵，試圖透過回憶拼湊戰爭全貌的故事。《與巴席爾跳華爾滋》也獲得了當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提名。電影中也多處與 The Insult 連結呼應。
雖然黎巴嫩議題遙遠陌生，大部分的時候只能由新聞拼湊出一個樣子，但不妨把這兩部電影一起看，從個體的角度靠近平時不易接近的黎巴嫩議題。
電影放映結束，我轉過頭去看同行的黎巴嫩朋友 N，他和太太抱在一起哭，這個眼淚並不是電影的催淚，而是被電影翻攪出來的身為黎巴嫩人的眼淚。
映後討論時，@Albert Tzeng 問 N 的第一個問題是：你是屬於黎巴嫩的哪一個族群呢？
N 愣住了，不知道該怎麼回答，他的妻子 M 跳出來說，我們就是人啊，人類，智人這一個族群 。
是啊，因為所知是如此的有限，即使看完電影，電影裡的標籤都撕完了，但因為在電影裡我們看到族群，所以我們也假定一個黎巴嫩人必定隸屬於某一族群。但離家近十年的 N，有沒有可能是佛教徒、法輪功，或是無神論者呢？我們是否也假定了身為黎巴嫩人，身上的苦難與宗教標籤就是標準配備呢？（Albert 後來也將問題轉為：如果別人看你，會把你列在哪一個族群？）
電影的映後討論聚焦在反觀台灣。然而我看完電影後，更加認為不能夠下一個反觀台灣的註腳。不能只回來凝視台灣的苦難，而是要儘可能的去理解所有苦難。因為這世界，正是由苦難所組成的。如果我們不去凝視其他苦難的深淵，只凝視自身的苦難。我們會把自己的苦難獨特化，到最後變成是一個沒有人懂得棄兒。
生長在解嚴時代之後的我，家人沒有經歷過白色的恐怖，我是屬於沒有苦難記憶的一代（我的苦難來源是台灣教育）。但正因這部電影是如此的好，不論你來自哪裡，都能在裡面得到共鳴與映照，而台灣的觀影者也未必會比他人更感同身受。當這樣假定時，是否我們又再一次的把自己標籤化，把台灣苦難特殊化了？
事實上，這部電影可能要我們更去理解更大的惡，這些造成苦難的惡是邪惡的凡常性嗎？還是我們還無法擺脫的人類的純粹的惡？但在理解邪惡的同時，千萬不要忘記凝視苦難，因他們是銬著腳鍊的兩兄弟。就像映後討論時吾爾開希 （Wuer Kaixi）提到他在台灣社會感受到的憤怒，對邪惡的憤怒不能把大家帶到更好的地方去，憤怒亦沒有辦法讓我們從自身的苦難中解脫，理解才行。
雖然電影翻譯成你只欠我一個道歉，但其實最後誰也不欠誰一個道歉，我只是想要我的苦難被理解被看見而已。
原住民的苦難，新疆人的苦難，西藏人的苦難，菲律賓人的苦難、美國人的苦難，中國人的苦難，日本人的苦難，圖西族的苦難、胡圖族的苦難、猶太人的苦難、納粹的苦難，被認為最幸福的北歐人的苦難... ...
透過苦難的連結，我們知道在這個以人殺人為樂的愚蠢星球上，我們不孤獨。我們的苦難是如此獨特又如此沒必要，卻因如此，每個人的命運牽引著每個人的命運，在世世代代的纏繞下，我們仍然必需透過理解彼此的苦難，來得以靠近。來辨識出彼此身而為人的存在。
撕到最後，赤裸的兩個人，原來都只是人。
(20180324 觀影記)